【博士论文】第14期 余成普：跨界的体验

[石头引] 本期《博士论文》继续邀请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作者，来给大家分享论文创作的经验。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余成普博士。

[作者简介] 余成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山医学院双聘副教授，2009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为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曾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论文。 

石头君联系我，让我写点东西谈谈我的博士论文及后续研究，我有些犹豫，毕竟自己资历有限、才疏学浅。但后来还是答应了，读博至今恰十年，写点什么，就算是对我个人学术的简短总结了。

我自己是一个不“安分守己”又安于现状的人。十年我变换了三个主题，分别为血液捐赠、器官移植和慢性病；穿梭于人类学系与医院系统；虽然大部分调查在城市完成，但当前正在为乡村慢性病研究做准备。这些研究都没有跳出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的圈子。曾经有师友说我太专，劝我把面铺广一些，做点其他研究。很惭愧，虽然我对很多话题充满兴趣，但至今没有写出像样的其他分支学科的论文。可能是自己的精力有限，也可能是太囿于已经选定的方向。

一、主题的切换

经过第一年博士课程的学习和阅读后，我和景军老师商量学位论文的选题。虽然景老师并没有要求他的学生必须做医学人类学，但很明显，将研究方向定位于医学人类学，将会得到他更多的指导。那个时候，医学人类学在中国刚刚“穿越成年礼”，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值得进一步挖掘。景老师自己从研究水库移民、儿童喂养、集体记忆已经转向艾滋病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我的师兄师姐已经完成或者正准备开展有关同性恋群体、买卖用血、吸毒、性工作者等方面的研究。

我最终选择血液捐赠作为主题，主要基于以下的考虑：

第一，血液捐赠是一个事件脉络下的问题。买卖用血曾经是中国艾滋病感染的首要原因，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已经逐步走向自愿献血。这个转变的过程和机制缺乏探讨。

第二，血液捐赠，被看成是“赠予生命的礼物”。礼物是人类学的经典话题，但血液，对身体部分的让渡，明显与传统礼物有别。所以对血液捐赠的研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礼物理论本身。

第三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当时是清华学生红会的会员，已经参与了献血的组织活动。景老师推荐我阅读的蒂特马斯（R.M.Titmuss）的《礼物关系：从人血到社会政策》（书评后来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上）以及其他的文献成为了我的主要对话点。从公共议题、理论关怀和个人兴趣几个方面来看，我放弃了开始计划的其他几个主题（包括江湖游医研究、“医闹”研究等），开始了血液捐赠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探索之旅。

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开始为期2年的师资博士后工作（讲师和博士后的双重身份）。完成博士论文后，发现自己对血液捐赠这一主题失去了进一步探索的想象力。我想借博士后的机会，跳出来，开展新的研究，或许能激活一下自己。

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关注器官捐赠和器官移植，一点不突然。因为我在准备血液捐赠的论文时，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大量的器官捐赠文献。我提出问题的切入点，一是身体和具身化（embodiment）的关系问题；二是将身体视角加入到经典礼物理论中；三是将器官捐赠与血液捐赠和一般的慈善捐赠进行对比。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和《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的论文就是出自这些思路。

我当前开展的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的研究，源于蔡禾老师介绍的一个项目机会。我在项目中只是一个评估的角色，但随着对医生、患者调查得深入，以及对糖尿病人类学文献的阅读，我发现对糖尿病的研究，不仅与我既往关注的移植病人——作为慢性病人具有关联，也是一个探讨生物-文化关联性的绝好切入点，因为它的发生，实在是一个生物适应性、涵化，乃至社会苦难相互交织的产物。我对移植病人的既有研究，以及参与此项目的经历，或许是我再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原因。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年，我的学术将围绕城市和乡村的慢性病问题了。

二、跨界的体验

医学人类学处于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交叉口。作为医学人类学者，往往也需要穿梭于不同学科和不同职业的人群之间。和医生（及医学生）、患者（及家属）打交道，发现他们的关注点与人类学师生不同。医生经常问我：“你的研究（对患者、对医学）有什么用？”患者经常问我：“我的病能治好吗？”而人类学的师生往往则提出“医学人类学与人类学有什么关联，在理论上有何贡献”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医生和患者往往更关注应用性的问题，而人类学者，则更关心这个分支学科的价值和理念问题。

 我工作后的研究，多半是与医生合作开展的。其实与医生合作，没有想象得那么难。他们专注于病理学、医学技术及其治疗，但他们长期与患者及其家属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深深地体验到医学不仅是自然科学，也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他们有很多直观的认识，可能是没有系统接受人文学科的训练，也可能是没有时间，或者发表医学人文的论著对他们实际的利益帮助不大，他们很少在文科期刊（甚至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排斥其他学科。

我刚开始研究移植病人，属于机缘巧合获得的宝贵的调查机会。但后来在器官捐赠、糖尿病研究时，都是由医生主动提出需要人文学者的合作。我们在中山医学院建立的医学人文教研室，与附属医院合作搭建的教学实习基地，也说明了医学的发展其实已经慢慢从单纯的生物医学走向具有人文关怀的综合医学了。

跨学科的合作，首先是人的合作，然后才是不同学科理念和方法的磨合。与合作者交朋友，在合作之外谈天说地，其实是加强彼此的了解和增加信任。我最近关于1型糖尿病的研究（发表在《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就是在开会之余，与附属医院的医生聊天，后来一起喝早茶，爬白云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研究思路和合作意向。由她帮我提供调查对象和医学知识的指导，由我开展调查，撰写论文，最后共同署名发表。

我与另一位医生的合作，则是共享调查资料，然后分别从各自的学科关怀撰写论文。医学和人类学，当然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基本假定以及知识生产的方式，甚至论文形式都很不一样，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合作的障碍。说好分工、知识产权的归属后，就可以去开展工作了。期间也可能有摩擦，但这正说明了不同学科、医生与外行人之间的差异，理应纳入思考的范畴，成为协商、反思的基础。

这种跨学科的分支研究，其实对于年轻学者来说，还面临一个论文发表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投稿给《中山大学学报》，编辑看后，比较满意，但告诉我，她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个分支学科的论文，不知道找谁评审，但也不想因此而放弃这篇论文，她建议我将国内医学人类学者列个名录给她，以便她从中挑选。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个人的发表其实与分支学科本身的成熟度息息相关。

最近几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思想战线》等国内人类学的专业期刊，开辟多个专栏刊发医学人类学的论文，它们在推动这个年轻的分支学科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个分支学科本身的成长。我投稿给这些优秀的期刊，虽然也偶因稿件被拒而失落，但每一次收到的直指要害又细致入微的外审意见，成为我进一步修改的起点。这也让我每每收到杂志的外审邀请时不敢怠慢，总是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给出详细的建议。

三、城乡之间

在城市医院做调查，我们可以将医院作为民族志现场，但参与到患者日常生活中去相当困难，这些“流动的”研究对象往往只能在你面前出现一次。相对于乡村的调查更多的是依靠长期的多次的参与观察，对病人和家属的研究，则往往是短期的一次性访谈。我们“倾听”他们的故事，观察他们与医护人员的互动，却很难进入他们的“村落”、深入到他们日常生活中去观察更多的细节。这要求我们变换场景，既从医院到社区、从都市到乡村的调查地点的变换，也是从个案访谈到参与观察的方法论的变换。

个案访谈提供给我们浓缩的、条理化的故事形态，但没有日常生活的琐事和细节，个案就缺乏了饱满性，个人的病痛也很难与历史的、生态的、政治经济的情境联系起来。只有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参与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人际交往和日常的琐事中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才得以揭示。

这是每年暑假我乐意带学生实习，去乡村待上一个月、两个月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自然是教学行政的安排）。在乡村，每天走家串户、拉家常的过程中，村庄的信仰、亲属关系、饮食生计、求医问药等，不是牵强地处于一个整体中，而是在人们生活的细节里，在“无意识”的日常行动中具有自然的时空关联性。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通过理论的构架和学术的语言，将这些复杂的关系呈现出来。话说回来，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在城市做调查也很难打开局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该问什么，以及被访者的回答意味着什么。

我在城乡之间转换，也受到当前学制的影响。人类学，很难完全依靠既有的资料和公开的数据，它需要研究者的参与体验，否则写起论文来也没有“感觉”。高校教学的安排，让人抽身去某个乡村待上一年半载不太现实。我这个年龄的年轻学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负担也很难允许自己长期在遥远的乡村开展调查。我将乡村的调查安排在假期，将城市的调查安排在学期之内，自是无奈之举。我目前对乡村慢性病的研究，也不得不依赖每年假期去不同地点，以及对同一个地点的多次调查。

这种断断续续，不断切换的研究，可能缺乏了连贯性，但也为城乡比较、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提供了可能。我现在还尤为怀念读博期间心无旁骛、专心调查研究的心态和那段黄金的时间。工作成家后，如何平衡教学、科研和家庭可能是每个年轻学者都需要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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